公共考古拓宽考古学社会职能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报(吴运亮 郭潇雅):近年来,社会大众和各路媒体对考古的关注,使以往较为“冷门”的考古工作变为热门的社会话题。在这背后,凸显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让考古脱去神秘的外衣,由“小众”走向“大众”,将专业、准确的考古知识传播给公众?目前,这已成为考古工作者的一项新任务。

在4月1日于成都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公共考古论坛”上,这一问题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该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承办。

在专业研究基础上向社会公众转型

今年初,中国考古学会批准了包括公共考古、夏商考古、两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及文物保护在内的一批专门委员会的成立申请,而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是获批的各委员会中第一个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是考古学界顺应时代发展和民众需求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将被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史册。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在回顾了中国考古工作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后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考古工作的内容基本上围绕着“发现”、“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保护”的观念得到重视;进入新世纪,“利用”也得到强调;而发展到今天,中国考古工作的内涵已经包括“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原有的理念有扩大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在高蒙河看来,中国考古学应该逐步实现三种转型:第一,在坚持专业发现和研究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向一般学术的转型,取得在历史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话语权;第二,实现一般学术向文化方面的转型,并获得发言权;第三,实现文化向社会公众的转型,获得对话权。

“‘考古考古,连蒙带唬;鉴定鉴定,瞎子算命。’这虽然是对考古工作的戏说,但是反映了民众对于考古工作的具体内涵了解甚少。由于《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以及很多鉴宝电视节目的出现,人们看待考古、文化遗产的时候,更多的只看到经济价值,从而忽视了其人文、精神价值。”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从民众的认知层面来说,中国公共考古事业亟须发展。

建立科学的考古学主流舆论

公共考古主要涉及考古研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与沟通、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发现对现代社会的作用及影响等方面。1972年,“公共考古学”一词在考古学家查尔斯·迈克基姆《公共考古学》一书中首次被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表示,中国的公共考古首倡于苏秉琦先生,1950年,他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首次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同时提到考古学应具有为文化建设服务的“普及任务”。

刘国祥介绍说,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考古以普及考古知识为主,考古学者撰写科普读物、传播考古知识,并提出考古学不能孤芳自赏,应该向其他学科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的大众化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新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与大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等会议的召开,考古学界初步达成“全面结束孤芳自赏、建立公共考古学”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表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历史人与现代人,这中间是连续贯通的。几代考古人,守了近百年的寂寞,收获了近百年的自我陶醉,却禁锢在象牙塔中。考古人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前往古代探访信息的使者,使者要有自己的担当,要为现代与未来社会服务。将考古明确了的古代信息反哺社会,是公共考古的宗旨之所在。

贺云翱表示,考古学在发现民族文化传统、接续历史文脉、揭示文化多样性、倡导文化交融方面有重要理论科学价值,“公共考古”可为这种理论及成果的普及与传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可以打破考古学界与社会各界的“界隔”,实现考古学更加宽泛的社会职能;建立科学的考古学的主流舆论,消除社会成员对考古学的“神秘性”和“污名化”,防止违背考古学事实和科学常识的恶意炒作;推动整个社会对包括“考古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增加公共考古的大众色彩

推进我国公共考古事业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近些年来,国内很多单位已经开始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纪录片《玉龙寻踪》,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打造“夺宝小奇兵闯关”游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设虚拟考古体验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立考古志愿者队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卡通手绘云南——南南考古探秘》,等等。

刘国祥认为,我国地域辽阔,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丰富,决定了公共考古的形式和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可以借助的媒介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博物馆、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此外,我国公共考古工作要总结出中华文明的特点,论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着眼于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

结合自己的公共考古工作经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学术性的考古研究需要置身于研究对象所处时代来分析问题,而公共考古则需要更加科学、敏锐、灵活地把握当代群体的兴趣及需求。因年龄、受教育程度、所生长的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公众的需求是不一致的,公共考古的具体实践也应该有相应的定位和举措。公共考古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文物考古机构及有关高校力量有限,而其他相关的社会团体或文化企业具有特色人才、社会网络、专业化职能甚至市场营销等优势,这恰恰是文物考古机构及有关高校需要大力借助的力量。

“公共考古不仅是考古人的事,也需要相关学术研究机构的支持,需要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支持。”王仁湘说,“考古如果能够增加大众色彩,一定会大大提升关注度,考古学者的社会认知度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标识。夏鼐和苏秉琦是何人?知道的人并不多,当‘夏鼐’不再被认作‘夏鼎’时,公共考古的成就也就有所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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