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窑侯家窑的“遗址保卫战”

时间回溯到1973年夏天，当时卫奇在大同药材收购站了解有关哺乳动物化石出土情况时，发现了两处较有考察价值的化石的来源地，其中一处就是许家窑村。在许家窑村的实地调查中，卫奇在村北的两叉沟找到了“龙骨”，并发现了两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这令年轻的卫奇欣喜不已，他迅速把这个消息告知了自己的导师贾兰坡教授。随后的几年中，正是在这一被称为74093的地点，出土了包括枕骨、顶骨、颞骨等在内的人类化石18件。如今，让山西、河北两边争执不休的也正是此处。

从地形上来讲，位于村南的这处遗址点，距离侯家窑的确较近。据卫奇说， 1974年、1976年他都是住在侯家窑进行考古工作的，主持发掘的是贾兰坡先生，发掘队吃饭等一切花费都是自己负担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哪个村招待的问题。

关于命名问题，卫奇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旧石器时代考古问题》一文中曾有过详尽的表述：“许家窑遗址是贾兰坡定名的。‘许家窑人’也应该是贾兰坡定名的。位于河北境内的74093地点发现后，标本交给了贾兰坡，贾兰坡立即在标本上注明‘侯家夭’（注：原文），在研究报告的初稿上写的也是侯家窑。1974年9月7日贾兰坡亲自考察了74093地点，9月9日打印的《雁北地区石器文化调查小结》（油印文件）上称其为‘侯家窑遗址’。但是，后来在《考古学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侯家窑’改成了‘许家窑’。这个改动，在贾兰坡的文稿档案中应该还有保留。为什么取名许家窑？当事人已经过世，难以说清。笔者搜索过去的零星记忆，应该与许家窑遗址73113地点的发现有一定关系，更有可能与地理因素有关，两个地点均分布在梨益沟西侧，许家窑村恰好位于其中间。笔者认为，当时如果考虑到行政区划，称其为泥河湾盆地的“梨益沟遗址”和“梨益沟人”，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

作为一个在河北省境内研究泥河湾遗址的山西人，卫奇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在采访中，两方对他都颇有微词，都认为他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对此，卫奇不以为然。“桑干河跨越山西、河北两省，冲出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泥河湾盆地，这其中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史前人类遗存，虽然时期不同，但都是宝贵的科研财富，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是属于哪一家的，我看现在叫‘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也很好，正好由两省共同来进行保护。”

“其实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大可不必，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遗址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就如同仰韶文化，最初发现时是在河南，但现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都有分布，这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业内专家如是说。

李海瑾曾在自己的博文中呼吁：“历史和文化是没有省界的。山西、河北双方应积极就此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

在采访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和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河北方面说的考古队队长石金鸣，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这个发掘执照确实是我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共同申请的，我是领队。当时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任所长。”石金鸣说，当时由两省文研所共同申请，并组成联合考古队，就是考虑到遗址地跨两省，避免争议。双方从2003年开始对许家窑—侯家窑遗址附近进行一系列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推进顺利，后来自己调到了山西省博物院，但考古队里一直有山西方面的人。“其实这个项目之前的情况两省文物部门都是了解的，发生这样的纠纷，很可能是由于人事变动及信息不畅造成的。”石金鸣说。

对于证书过期的问题，石金鸣这样解释：“考古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比较漫长，这个项目还没有完全结束，调查、试掘等不用国家文物局批准，像去年考古队在遗址上发掘的10平方米这样一个范围，其实就是一种出于科研目的的试掘，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发掘，那肯定是要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的。”

但记者从有关专家处得到证实，“试掘不需要发掘证书”这一说法不大站得住脚。“对从未发掘过的遗址还可以称为试掘，对已经大规模发掘过的遗址就不应该再这么叫了。”这位专家表示，可能由于这种无证发掘的状况并不鲜见，所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谈到晋冀两省间的遗址之争，石金鸣认为，从科学角度来讲，遗址一旦定名，一般就不再更改，其实这种文化和古迹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大可不必，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遗址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可能还覆盖到了别的村落，延伸到别的地方，就如同仰韶文化，最初发现在河南，但现在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都有分布，这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来源：文化传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