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2011年搞笑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看过搞笑诺贝尔，当然，每年的重头戏还是“规规矩矩”的诺贝尔奖。虽然相关研究稍显深奥，但却绝对精彩。今年又是谁夺得了诺贝尔奖呢？
化学奖：
挑战传统的准晶体发现人
“准晶体的发现人得了诺贝尔奖？准晶体不是发现很多年了么，怎么才得奖？”……这些评论来自“化学吧”里的化学发烧友，他们得知以色列化学家丹尼尔·舍特曼因发现了准晶体而独享本年度的诺比尔化学奖之后，热议不断。
如今，全球每年举行很多探讨这一主题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的教科书也为此进行了更新。可1982年舍特曼发现并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却是绝对的离经叛道。当时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舍特曼曾被要求离开他的研究小组。今天，面对诺贝尔奖的荣誉，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并且相信你的研究成果，那就为它们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
河南理工大学材料学院郭学锋副院长表示，舍特曼正是这样的人：绝不盲从。郭教授与舍特曼相识十余年。对舍特曼来说，读书有用，但是要带有批评的态度读书，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正是本着这一态度，当舍特曼面对与传统晶体学完全相悖的现象时，虽然也有过疑惑，但是最终坚持了真理。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说，舍特曼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家们看待固体物质的方式。由于原子排列不具周期性，准晶体材料硬度很高，同时具有一定弹性，使用寿命长。这些决定了它的独特用途，比如制造眼外科手术微细针头、刀刃等。
尽管近年来准晶体已被广泛认同及应用，舍特曼却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在郭学锋看来，虽已年过70，他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坚韧的精神，他会在电镜上连续工作4个多小时，然后去吃快餐。
医学奖：
发现免疫应答“守门人”
2011年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3个人，以奖励他们“革命性地改变人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他们分别是加拿大人拉尔夫·斯坦曼，美国人布鲁斯·博伊特勒以及卢森堡人朱尔斯·霍夫曼。
传统意义上，疫苗的作用是预防。而这3位诺奖得主将新型疫苗着眼于治疗，所以又称为“治疗性疫苗”，这些疫苗可以调动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发起攻击。
在长期的进化中，人体的免疫系统进化出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两道防线，而受体蛋白和枝状细胞则是分别开启这两道防线的关键。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蒋争凡告诉记者，1996年，朱尔斯·霍夫曼在果蝇中发现了一种蛋白，可识别微生物并激活机体的天然免疫，这打开了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而布鲁斯·博伊特勒则把这种发现进行了延伸。当病原微生物冲破第一道免疫屏障后，人体第二道防线——获得性免疫将自觉地奋起抵抗。
拉尔夫·斯坦曼发现的树突状细胞，在第二道防线中具有重要意义。发现敌情后，树突状细胞能迅速激活T细胞，并让白细胞识别、记忆并攻击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利用这套机理和原理，可以开发出很多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甚至治疗癌症的药物。
但遗憾的是，拉尔夫·斯坦曼教授没能亲自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9月30日，在诺奖颁布的前三天，斯坦曼因胰腺癌去世。在与癌症斗争的几年中，斯坦曼甚至用自己的肿瘤，培养出自身的树突细胞。
而博伊特勒和霍夫曼能获得诺奖也绝非偶然。博伊特勒为这项工作做了近10年的努力，为了研究这个项目，他把实验室其他的项目都停掉了，最后连医学研究所都不愿再继续资助他了。但他没有停止，到后来甚至自掏腰包为实验室购买测序仪。霍夫曼在工作上也是一丝不苟。他的一位学生这样描述他，“他不仅帮我写好推荐信，还督促我早早准备好讲座，在他的实验室预演，然后写了两张纸的建议。”
物理学奖：
宇宙正在迅速膨胀
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样是颁发给了3个人。他们分别是索尔·珀尔马特、布莱恩·施密特和亚当·里斯。在以前的理论中，认为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宇宙是在减速膨胀的。而他们颠覆了这一观点。
这项发现来之不易，尤其是对于当时才29岁的珀尔马特以及他的同伴们来说。发现超新星是被许多天文学家认为难度极大的一件事情。而珀尔马特在接手超新星观测工作时，更是项目进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们不但观测一无所获，而且项目合作的时间也很快就到期结束了。
为了对发现的候选超新星进行后续观测，珀尔马特会给全世界各处天文台的望远镜负责人打电话，恳求他们帮助他进行观测。在他的努力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美国的资助机构在认真评估后，决定继续资助他完成后续的研究。而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今年诺奖的三位得主。
珀尔马特和他的同伴观测超新星时发现，很多超新星的星光似乎比预期的要暗。这一结果与科学家事先的预期完全相反。因为如果宇宙膨胀越来越慢的话，超新星应该显得更亮才对。但事实是，随着超新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相互远离，它们的亮度也会越来越暗。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推导，他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宇宙的膨胀非但没有变慢，反而在加速。
而暗能量，则被认为是导致加速宇宙膨胀的幕后推手。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告诉记者，按照目前所知，宇宙中存在的能被人们肉眼看到的或者理论印证的物质，比如星球、花草等，只占全部宇宙的5%左右，而宇宙中剩余的95%则全是由暗能量或者暗物质构成的。
这为人们打开了认识宇宙的一扇门，但也使人们跌入了95%的巨大未知中。
经济学奖：宏观经济的研究利器
今年，经济学奖产下了“双黄蛋”。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在宏观经济领域所作的研究而捧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评审委员会说：“这两位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研究是非常经典的，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任务就是从定量的角度来回答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学习国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人们寄希望于两位诺奖得主的理论能够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但他们却坦言，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解救世界经济危局。
文学奖：会弹奏风琴的瑞典诗人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瑞典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颁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
除了诗人外，他还是一位业余音乐家，他会弹风琴和钢琴。1985年，他曾经为中国写过一首诗，名叫《上海的街》。
和平奖：推进女性的非暴力形式斗争
利比里亚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利比里亚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也门记者兼妇女权益活动家塔瓦库·卡曼三人分享了和平奖。这三位女性采取非暴力形式为维护妇女的安全和权益而进行斗争，并全身心投入和平建设工作。
中国式“诺奖”纠结
□文/贾鹤鹏 (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学者)
回顾国内多年来对诺贝尔奖纠结的讨论，最早一批“预测”是在1990年做出的，其中说到20年内中国必将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已经失效。
获得诺奖，需要的是既足够创新，又能引领学科发展的研究。而要做出这样的研究，既需要睿智的科学家，也要有制度保证他们的创造性发展。
这在中国科研界存在很多障碍。首先，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用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因子(学术界衡量期刊质量的主要标准，为全年该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数值越高则说明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受人关注，期刊也更加优秀)来考评科研成果的做法，也就是被科学家戏称为论文的工分制度。
其次，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要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赶超战略的依据。
中国的科研管理，随着PI(课题组长)制度的普遍确立，从PI的课题组成员到PI，到管PI的科研处长，再到管科研处长的所长/校长，固然不能说手里完全没有机动灵活的经费，但每一分钱都要看到花这笔钱值得的“证据”，这样也只能让大家跟着已有的研究成果、至少是研究思路来。
而在中国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花钱时，省着花钱(怕搞不到下一个课题而导致团队解散，资助款项往往到来比较晚)和突击花钱(快结题而导致了需要按标书花完钱)两种现状并存，导致人们很难以研究自身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科研安排。这种情况，同样导致了尽可能去模仿已有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因为那样才会让目前进行的研究，在经费安排上更加有把握。
在课题“交差”，也就是结题后，原创性的研究被人认可需要时间。即便发表，与短期之内对科研成果要产生影响的要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将一个已有的成果做得更加细致，条件做得更加极端，或者应用范围做得更广泛，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创新，但想达到诺奖级别的成就，这样的思路肯定是不可能的。
另外，以行政官员或行政化的科学家来主导科研资源分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倾向于在任期内取得成果，将风险留给任期外。这一点，与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同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个职业总体上是终身制，所以在没有上面说的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下，更有可能做出长线判断。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曾与之共事的今年的诺奖新科状元巴特勒，正好可以成为诠释笔者上面分析的一个证据。他谈到，巴特勒的胆子非常之大，当时为了研究这个项目，把实验室所有的其他题目全部停掉，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但巴特勒看中了这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地做这个课题。非常执著，有冒险精神。
回到我们的情况，一个科学家把各种并行的课题停掉试试？这个责任谁来负？
科技生活周刊/贾鹤鹏(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