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成吉思汗守陵人

    在成陵，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什么问题，多半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并非他们有意拒绝，或者怕犯禁忌，实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讲过头，歪曲了真相，难免引起误解。说到底，还是“神圣的使命感”使然。如此一来，倒给成陵平添了几许神秘之色，外人看达尔扈特，总觉得像雾里看花，迷迷蒙蒙。

    神马叫溜圆白骏，受成吉思汗禅封后，作为苍天神马的化身加以奉祀。平日里，神马有专人放养，规定不准印记号，不准剪鬃，不准骑乘，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在春祭大典这天，才被牵来，供人朝拜。溜圆白骏祭祀也是春祭中的一项重要议程。

    遇事求天，一切归于天意，只要是天的旨意，号令便有了凭借，便不可抗拒。游牧民族无论出身贵贱，都要秉承天的意志来行事。对天的敬畏，让成吉思汗的政策实施犹如顺水推舟。传为天赐之物的苏勒德祭奠，一样带着明显的原始宗教气息，一样神圣而庄重。

    相传，成吉思汗有一次吃了败仗，无奈之下向苍天祈祷：“长生天啊，救救我吧！”突然一声巨响，神矛从天而降。打那以后，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苏勒德祭奠表达的正是蒙古人借助天神之力，压倒一切的气概。

    苏勒德大祭每年举行一次，逢龙年，祭祀活动更为盛大，因为蒙古人认为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天上动物，龙年是天年。龙年大祭历时两月，期间祭坛上的另外四柄陪苏勒德分为四路，奔赴鄂尔多斯各地进行巡祭，巡祭时“由一百名达尔扈特随行，用一千匹马护送，九九八十一只全羊供奉”，那阵势真可以用浩浩荡荡、动人心魄来形容。

    对于蒙古人来说，成吉思汗祭祀不是宗教而胜似宗教，人们在祭奠中寻找寄托，祈求平安。“即使穷得只剩三只羊，也要拿出两只来祭祀。”这即是达尔扈特人对成吉思汗祭祀的态度，通过他们，50多部、达5000余行的祭文、颂词流传至今；通过他们，蒙古民族古老的风俗、礼法、信仰、观念、语言、艺术源远流长，渗透到鄂尔多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也许只是几顶白色毡帐，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了达尔扈特，成吉思汗陵寝因而血肉丰满，有声有色。

    “原始性、完整性”，马冀教授称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世代专职守陵的达尔扈特，“世上仅见，堪为一绝”。

    岁月流淌，在将近800年的血雨腥风中，达尔扈特历尽磨难，几度兴衰。国运兴，则八白宫兴；国运衰，则八白宫衰。但无论宠辱，都消磨不掉达尔扈特人的信仰和意志，有达尔扈特就有八白宫。为了保卫八白宫，他们不惜牺牲性命。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一片混战，土匪乘机兴风作浪。在嘎尔迪老人的记忆中，伊金霍洛曾三次遭抢，抢走金银财宝无数。“那时候，一顶鄂尔多斯贵妇的头饰，价值二三十万元呢。” 达尔扈特人被迫拿起武器，成立自己的保安队。

    在土匪眼里，八白宫意味着财富，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谁掌握了八白宫，谁就掌握了蒙古族的势力。2005年，一部名为《我的鄂尔多斯》的电视剧，再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风云历史。

    1938年，日本侵略军悍然西进，陈兵黄河北岸，归绥、包头先后失陷，战火燃烧到鄂尔多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抱着这样的野心，一个化名乌吉达的日本人秘密潜入草原，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操纵伪蒙疆政权，策划将八白宫东移归绥，并企图攻占伊金霍洛，劫走成陵，以为号令。危机时刻，时任伊克昭盟盟长兼济农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向国民政府提出将成陵西迁至青海的建议，并强调：“一旦战争结束，时局奠定之后，仍请迁回！”国民政府有关方面立即给予回应，并当下商定了移灵的具体办法，但考虑青海路途遥远，以为甘肃省兴隆山较为适宜。

    1939年6月10日，三响礼炮过后，成吉思汗灵柩被恭敬请入套骡子的轿车，缓缓起灵。听到消息的达尔扈特人和附近的蒙古民众，自发聚集到伊金霍洛，难分难舍，悲戚恸哭，举佛灯献哈达为成吉思汗灵柩送行，从伊金霍洛到沙王府的40里路上，不断有人迎住灵车跪拜叩头，有的老人甚至躺在路中，要灵车从身体上压过去。一位记者在见闻中感慨道：成吉思汗灵柩在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

    嘎尔迪老人见证了那次西迁：“我们护送灵柩的达尔扈特有二十多人，路上拿的是国民政府给的俸禄。因为有军队保卫，一路上很顺利，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

    让达尔扈特人想不到的是，灵柩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万众迎送，途经延安时，陕甘宁各界人士设灵堂，集会举行迎灵大典，灵堂的横幅书写“世界巨人”四个大字，上联为：蒙汉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下联是：继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战到底。老人亲眼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成吉思汗灵柩敬献花圈。据说，今天广泛用于葬礼上的哀乐就是作曲家刘炽为了那次迎灵仪式，根据陕北唢呐曲《粉红莲》而专门改编的，后经不断演进，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曲调。

    6月25日，灵车抵达西安，“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二十万人，次日如仪欢送。”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蒋介石特派专员宴请达尔扈特代表。走出草原的成吉思汗，在民族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已不仅仅属于蒙古民众，他被赋予了更高的象征意义，将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共赴国难。

    成陵于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被再次西迁至青海省塔尔寺，直到1954年才回归故里。又过了两年，由中央政府斥巨资兴建的陵宫风风光光地落成了，八白宫终于共同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园—三座蒙古包式的建筑，饰以乳白的外墙，金黄的琉璃瓦，朱红的大门，在蓝天白云、绿草苍松的映衬下，傲然屹立于甘德尔山梁之上。

    “文革”十年，成陵作为“四旧”在劫难逃，守陵人遭驱逐，陵门被封，陵园损失惨重。“有些祭祀仪式恐怕永远失传了。”班泽尔说，那场浩劫让苏勒德亚门特少了三个，有的家族后代或许还有希望找到，有的或许早已断了香火。

    陵宫之外的达尔扈特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牧主，就是富农。万幸的是，达尔扈特人及时将重要圣物转移出去，而在民间，对成吉思汗的祭奠从未中断。“小时候，父亲常常在我们睡觉以后悄悄祭祀。”38岁的乌拉回忆道。记不清是哪一个夜晚的神灯，点燃了他最初的守陵之梦。

    祭祀制度于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恢复，与此同时成陵开始对外开放，有了收入来源。新世纪前后，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翻身（目前该市经济总量已跃居全区第一位），浴火重生后的成陵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政府不仅扩建了陵园，而且将散落于陵宫周围的伊金霍洛镇整体迁离景区。新镇蓝图由北京专家绘制，无论居民楼，还是商铺，一律蓝瓦白墙，与成陵相得益彰，也与草原浑然一体。两年前，班泽尔一家告别平房，住进新楼，气派宽敞的阳台，还有即使大城市也不多见的地板采暖。这样的居室，他拥有两套。

    新的生活模式总是会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巨变中的达尔扈特是否也有困惑与阵痛？

    “这是免不了的。” 成陵管委会副主任那楚格介绍道，离开陵宫，改变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但生活明显在好转，成陵也比以前更像模像样了，慢慢地，达尔扈特人也能理解了。他说现在是成陵最好的时机，“仅2000年以后，政府的投入就达7亿多元”，这个数字比过去所有的投入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乌拉幼年的志向随着成陵的时来运转愈益坚定，当成陵扩建时，他把经营多年的餐饮小店交给妻子打理，义无返顾地走进成陵。开始在停车场看车，现在伙房当厨师，用他自己的话说，“离陵宫越来越近了”。乌拉的理想是进陵宫，“虽然我还只是一名临时工，但机会一定会降临。”他对此充满信心。

    包括亚门特、行政管理者在内，现在直接服务于成陵的工作人员有30多名，其中一部分有正式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另一部分为临时工。相对于临时工乌拉，身为圣主达尔扈特太师的哈斯要幸运得多，他正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进修蒙古史，学期一年，与他同去的共有4人。

    “我们建立了培训制度，请老一代达尔扈特人和专家学者讲课，也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让他们不仅懂得仪式，还要理解其中的含义。”那楚格希望他们都能成为专家，更好地传播成吉思汗文化，“那时候，我就不会这么忙了”。

    哈斯的愿望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想自己充电，将来还要送儿子出国留学，让他有更宽广的视野研读蒙古史，了解自己的文化。

    未到鄂尔多斯之前，我曾在心里画了个问号，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社会，达尔扈特人真能抵得住诱惑，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守望吗？这个问题在我们离开之前完全释然了。如果说嘎尔迪老人为我打开了尘封的达尔扈特历史，班泽尔使我认识到达尔扈特的今天，乌拉和哈斯则让我看到了达尔扈特的未来。正如脚下这片已经复苏的土地，每踏一步，你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律动。

（来源：华夏地理 撰文 编辑/林薇  摄影/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