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的伦理选择是安全穿越生存瓶颈的唯一指南

寻找最佳的保护方法

最近30年来,我领导北京大学的科研小组,通过集中研究三种中国独有濒危动物的求生策略,并根据它们所在地的自然历史和人类社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保护它们及其栖息地(habitat)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使它们得以逐渐走出困境,逐步恢复正常的生存状态。

A.只有保住秦岭的森林,才能保住秦岭的大熊猫

通过集中研究,准确找到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natural refuge)”,由国家下令停止砍伐森林并拨款安置林业工人;不断建立并扩大自然保护区(natural reserve)的面积及至恢复整个秦岭南坡的荒原面貌,帮助保护区周边百姓依靠自力更生使生活跨上新台阶。

1984年进入秦岭南坡正在伐木的林区,研究“环境—大熊猫—人群”的复杂关系。

1988年,我们有两点重要发现:

⑴秦岭中段南坡的力然力,使海拔1350m的等高线成为“森林生态系统”与“山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山区农业开发去被限制在此等高线之下,因此在此等高线之上宽广的中—高上地区便成为大熊猫等数十种野生动物“自然庇护所”。

⑵虽然当时人类以森林工业的方式越过了分界面进入野生动物的“自然庇护所”,由于长青林业局能遵照国家的森林法进行采伐,维持了森林的永续利用并保证林业职工的就业,因此我们提出了乌托邦式的主张,让“大熊猫和人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和睦相处”。然而至1993年,长青林业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采用了极其野蛮的生产方式,几乎把秦岭的木头统统砍光,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有可能从此断送掉大熊猫的未来和山区人民的希望。我们必须背水而战,其胜负将在秦岭主嵴的原始森林中作出最后的决定。

1993年10月我们致信国家领导人,请求制止秦岭的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数日后,朱镕基副总理批示:“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1994年5月长青林业局全线停止采伐;1995年成立了“长青自然保护区”。我庆幸这一部分大熊猫或许有可能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

1996年秋天,我结束了在这里长达12年的研究,当路经位于山区农业与蛮荒世界叉口上的华阳镇时,看到这个曾一度因作为木材集散地而喧闹的小镇,如今街市上竟空无一人,所有商铺、旅店、饭馆、邮局都关门闭户,我的喜悦心情一下子蒙上了一丝忧伤和焦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2010年,我们发现那个曾经遭受砍伐蹂躏的秦岭南坡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自然生境(natural habitat)和人类社区都得到了复苏:

中—高山区的森林系统得到了恢复,象征着不受人类束缚,代表了荒野面貌的大型野兽,像大熊猫、羚牛(takin)、金丝猴(golden monkey)及豹子(leopard)等动物,已经能够在针阔叶混交林(mixed needle and broad-leaved forest)和针叶纯林(needle-leaved forest)的自然庇护所中自由活动;

中山下部的人类社区也在复苏,华阳镇的农民通过种植药材、饲养土特产动物和经营生态旅游使生活跨上了新台阶,建起新瓦房,供孩子读大学;

长青自然保护区已经发挥其生态服务(ecological service)的功能,向周边人类社区免费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北京大学的研究者们继续研究如何在大熊猫栖息地斑块之间建立起生境廊道(habitat corridor),让南坡连接成为一个广阔的整体,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大熊猫及秦岭山地的森林系统和其中的生物多样性,使其长久地维持着野性的面貌,作为自然遗产地(natural heritage)留给世界人民。

秦岭26年的研究经历中我所得到最重要的启示是:自然保护运动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单靠少数人的热情和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把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力量整合起来才能付诸实践。

B.先让老百姓过上温饱的生活,白头叶猴种群才会有希望

在贫困的弄官山区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在提高贫穷百姓生活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1996年,我们为了寻找白头叶猴(white-headed langur; 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最后的种群,来到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弄官山区,研究“人口、土地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是一片被喀斯特石山(karst limestone hills)环绕的贫瘠土地,自然生境遭到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春天见不到植物开花,田间找不到蛇和青蛙,但老鼠很多,白头叶猴濒临灭绝。同时我们发现,土地开垦达到了极限,农民每年对薪柴的砍伐量大大超过了植物的生物量(biomass)。人们除了拥有这一小片救命的土地便一无所有了,在新增加的人口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陷入到“贫困—开荒—偷猎”的恶性反复循环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弄官山区自然保护的关键,首先必须依靠政府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才可能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弄官山区贫困状态的消除,首先是依靠地方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农作物品种,用种植甘蔗取代原先的水稻、杂粮而增加了收入;另一个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举措,是政府拨款帮助农民修建了沼气池(biogas digester),使他们从此不需要再上山砍柴。从2005年开始,由于植物不被砍伐而能够完成开花→结籽→萌发出实生苗(seedling)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因此山区开始呈现出葱郁的景象,自然生境迅速进入到恢复阶段,树多了,鸟类、蛇类和各种食肉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随之害虫及鼠类数量减少了;农民在甘蔗地里不用或少用农药,不单洁净了环境,投入的成本也减少了,农民把原先用于砍伐和打猎的时间转移到对农作物的细心耕作上,因而收成也就提高了。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小组也通过海内外朋友及民间组织的支持,帮助农村社区修建乡村医院、小学、饮水工程和其他一些新农村建设的小项目来改善村寨百姓的生活质量。经过14年的努力,弄官山区重获生机:北热带季雨林(North tropical monsoon forest)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步恢复;白头叶猴的数量从原先只有96只(1996年),增长至660多只(2009年);弄官山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300~400元/年,增加到2009年的1500~1600元/年,目前已经有大约30~40%的农户把节余的钱用来修建新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以替代祖先留下的土坯茅草屋。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报道过这里的情景“拯救了一片村庄,保护了一群叶猴”。顺便说一句,我们主要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有了地方政府及百姓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意料不到的时间取得了意料不到的好结果。

“弄官山区重获生机”的例子,对于居住在拥有42%广西国土面积的喀斯特石山区中的11个少数民族的2500万人的生存方式具有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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