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不存在距今10—4万年前的人类演化空白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网（张春海）：人类自从700万年前从古猿中分化出来，获得直立行走的能力以后，就一直在不断演化。人类演化在某个或某些地区可能出现复杂的格局。某地区的人类源自哪里？演化链条是否中断过？现生人群与古人群是否存在祖裔关系？这些都会成为地区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东亚的情况尤其如此。

日前，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发表了《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一文，对东亚人群在更新世的连续演化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重申所有现代人都来自非洲是站不住脚的。

考古材料证明“出非洲记”过于武断

“北京人”生活复原图（神秘的地球配图）

在论文中，高星回顾道，自从“北京人”被发现以来，尤其是魏敦瑞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以来，东亚人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连续演化的，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直至现生人群，不存在演化的中断和替代。但自从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提出以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出现过中断，以“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和大荔人等早期智人在进化中走向绝灭，绝灭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古人群未能适应末次冰期的寒冷气候；我们现生人群的直接祖先是起源于非洲而后迁徙至此的“早期现代人”。然而，吴新智等学者坚持认为东亚现代人类演化是一个“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过程，不存在中断和替代。

有关人类演化过程和所谓“现代人”起源的研究，多引述化石和遗传证据（DNA），考古学很少参与其中。相比之下，考古材料在连续性和丰富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在中国发现含更新世人类化石的地点只有70 余处，而且多处地点仅出现零散的牙齿化石，但出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遗址逾2000 处，石制品、骨制品、装饰品和其他遗物、遗迹不计其数。这些文化遗存虽然不能直接反映人类的体质进化和遗传变异，但对人类在某一地区出现的时间、分布的地域、延续的时段、迁徙的路线、生存的能力与方式、技术与文化特点、交流与互动等学术问题却大有用武之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所提取的信息，对探讨远古人群的起源和演化过程，对破解“现代人起源”这样的重大命题，会提供重要的证据与启示。

“出自非洲说”对东亚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论断是，这里存在距今10—5 万年间的化石证据空白, 代表着本土人类演化就此中断，中断的原因是末次冰期的恶劣气候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直至从非洲起源、经过长距离迁徙的“现代人”到达这里，中国乃至东亚人类生存的空窗期才被填充。那么，“现代人”何时到达东亚，尤其是中国北方？DNA 分析表明，出自周口店附近田园洞的人类个体在遗传特征上已经属于完全的现代人，年代为距今4 万年左右。在此之前直至距今10 万年间中国这一地区果真没有人类生存？许家窑-侯家窑、北窑、大地湾、徐家城和萨拉乌苏等例证表明这种论断过于武断，不符合旧石器考古材料的基本事实。

所谓“现代人起源”是个伪命题

高星还认为，论证中国乃至东亚更新世人群连续演化是对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及其对中国、东亚本土人群曾经灭绝过论断的回应。“现代人”有特定的含义，是与更古老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相对应或对立的，是一个新的种群。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种群与此前人群的关系并不明确，在这一概念下有很多模糊的空间和未经澄清的假设前提。

他表示，毋庸置疑，概念是会影响思维并误导理论论述的，而且经常会在下意识状态下发生。很多人在研究时，把人类演化史上的化石人种和基因人种等同于生物物种，对前二者与后者的区别不假思索。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偏颇在“现代人”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十分明显。首先是分子生物学家从现生人群的遗传多样性角度提出“现代人”大约在2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其后向其他地区扩散，取代当地的土著人而演化成地球上的现代人群，然后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加入支持阵营，提出化石和文化证据并不断强化论述。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人”被窄化为20 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并向它地迁徙的人群，成为一个专有、特化的名词，其他人群就此与“现代”无缘。由此延伸的寓意是：“现代人”是个新的生物人种，与包括尼安德特人（下简称“尼人”）在内的同期早期智人是不同的物种，二者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情况真正发生过。以前认为尼人与现生人群在遗传上具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尼人不可能对现代人的基因做出任何贡献。其后发现尼人与现代人有过基因交流，但对现代人的遗传贡献微乎其微，只占1% 到3%。最近新的研究表明，尼人与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之间的基因交流程度被远远低估，前者是现生人群的重要祖先群体。即使这样，大多数文章在谈到现代人起源时，仍将尼人排斥在外。那么中国乃至东亚的情况如何？这里有以金山人、大荔人、马坝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群体，也有以田园洞人、山顶洞、柳江人等为代表的晚期智人群体，二者的演化关系怎样？按照“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前者演化成了后者，二者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按照“出自非洲说”的思路，二者之间发生了中断和间隔，后者的直接祖先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对上述推断提供支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如有过这样的移民的话）与本土的早期智人分属不同的物种，不能进行基因交流。

依据现有的资料和逻辑推导，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早期现代人有多个种群，出现在非洲的“现代人”只是其中的一支，而非全部；与“现代人”在西亚、欧洲发生过混血的晚期尼人是其中的一个种群，东亚早期智人的晚期群体也是其成员。非洲的“现代人”演化自更古老的种群，欧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至少部分如此。很可能在直立人阶段，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生物种就已形成，其后就不断演化，而不是在种群间做新的“起源”，因而所谓的“现代人起源”是个伪命题。应更多着墨于现代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问题，而不应被狭隘、有歧义的概念误导了研究方向。

人类演化链条在神州大地并未中断

通过研究，高星得出结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存对研究中国乃至东亚更新世人群的演化过程、规律及现代人起源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信息和重要的启示。透过石制品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以及区域文化传统演变等文化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进而说明这里的古人群是生生不息、连续演化的；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具有阿舍利风格的石制品组合和石叶技术产品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特点的文化成分的辨识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更新世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生产技术基本维持在奥杜威模式体系内，即北方的小石片工具体系和南方的大型砾石石器体系，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土著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

基因混合与文化交流应发生过，但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许家窑-侯家窑、北窑、大地湾、徐家城、萨拉乌苏、乌兰木伦、织机洞、秦岭地区诸遗址、井水湾、黄龙洞等遗址的地层和测年数据表明，神州大地不存在距今10—4 万年间的材料空白，人类演化的链条在此期间没有中断过，古气候和古生物信息也对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论断提出否定。这些都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群连续演化及现代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支持。“综合行为模式”等学说的提出强化了对本土人群适应生存并不断向前演化能力的论述。对人类独特的行为特点与社会属性的观察和思考，也对东亚古人群与西方人群的隔离问题及不同地区的人群长期保持在单一物种内的可能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