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关于文明社会或国家产生的动力理论主要有：

1、生态学解释

1920---30年代提出的“丰产新月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积平原和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富饶是这些地区城市和国家出现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土地肥沃和气候温和导致食物过剩，这样就能供养构成复杂文明社会组织的手工业工人和其他专业人员。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真正的过剩是一种社会的过剩，是由社会的审慎行动所创造出来的，是通过某些政府力量而达到的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征税的权力，是个人或组织从生产者那里夺取剩余产品，也即首先有社会控制组织和强制手段，才有剩余财富的生产和集中。

另一种理论由Robert Adams提出，他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谋生的专门地带差异甚大，如小麦生长在亚述的高地，大麦在沼泽地边缘和平原的堤旁，湿地的果园中出产海枣，农业与在定居地区的休耕地里放牧牛群结合起来；游牧民则在固定居住地界外的半干旱草原上放牧牲畜，从河流和沼泽地捕来的鱼为人们提供必需的蛋白质，而河流和沼泽地又有可作建筑材料的芦苇。这种生态小环境使社会各相连部分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由此，社会的专门化分工不断加强，几个各自生产着不同主要食物产品的亚生态地带相结合，并随着最初礼仪中心的形成而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单位。这个地方化的权力中心能够管理不同生态地带及其生产，较多地考虑对策以防备饥荒，就得对剩余食物进行计划。也有学者指出，生态环境仅仅是导致文明产生的诸多变化的因素之一。还有学者提出，海平面的上升和气候变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兴衰有密切关系。

2、人口增长论

这一理论认为社会进化是由人口增长压力引起的。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就在文明社会出现的前夕有一次人口的猛增。

3、技术进步论

正如柴尔德所认为的，技术进步和谋生手段的变化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动因，如冶金术的出现导致剩余产品增加，社会分工出现，社会等级和国家产生。但也有人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技术是在文明开始之后很久才发达起来的。铜以及其它外来原料首先用于祭祀用品和珠宝类的小批量生产，直到文明开始几个世纪之后，随着运输和军事上的突然需要，紫铜和青铜的产量才有所增加，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不是动因。有人还认为，事实上，技术越进步，人们就工作的越少，产品剩余的原因只能是权威的逼迫。

由此，我们也联想到，在对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讨论中，不能教条地将某些物品或技术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而应该首先问一问“为什么”，看它在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中是否发挥了关键作用，即重视研究某类物品、技术与文明社会的关系。由机制讨论去研究每个具体文明社会的出现及其标志是什么，比教条地用来自于对其他文明研究而得出的标准来硬套中国的考古材料要科学得多。

4、灌溉论

Steward 和Wittfogel均认为灌溉与社会分层的发展相关联，国家官僚政治机构垄断着水利设施并发生了水利政治，即社会对灌溉的需求导致了国家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但也有学者提出，不管大规模灌溉的需求对政府机构有多么大的影响，大规模灌溉的引入仍是集团统治国家机构的结果，而不是该机构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代情况均如此。

5、贸易发展论

这一理论认为，复杂社会的起源和进化与贸易密切相关，对贸易资源和路线的控制导致国家机器的产生。这类贸易主要是铜铁矿等必需的原材料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观点是将复杂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

6、战争论

Robert Carneiro 通过对秘鲁沿海地域的考古调查，提出一种“限制理论”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在一些地区，由于环境的限制，农业土地极有限，散布在这一地区的分散而自治的村庄，随着人口的增长，更多的土地被占用，各社会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开始互相争斗，彼此侵犯对方的土地，不久以后，某些村庄头人们作为成功的战争首领脱颖而出，成为酋长，并建立统治较大部落的政权。但是，此流域人口的不断增长，使战争不断加剧，直至全流域归于一个统治集团之下。然后，这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及其继承者又开始对邻近的流域地区发动侵略，最后，一个强大国家终于出现，它统治着几个流域地区，创造了更为广大的文明，被征服者则构成了奴隶等社会地层。

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似乎是文明的结果之一而不是文明的直接起因之一，比较早期的分散村社社会组织未曾导致由于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垄断者手中所造成的惯例性战争，只有当专制和世俗的君王掌权之时，战争才成为用入侵和军事出征来攫取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况且，最早的礼仪中心往往是不设防的。

7、宗教论

这一理论认为神庙和圣地普遍存在于许多远古农业聚落中，如杰里科，卡塔尔·休于等。管理礼仪中心的祭司或宗教领袖由自己所服务的村庄提供食物，他们属于最早从食物生产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人们之列。在每一地区，礼仪中心都是权威的最初焦点，而这种权威归属于宗教象征和有组织的僧侣集团。他们控制着经济剩余，祭品和货物的再分配。神庙成为组织新兴政治、社会和宗教结构的一个新手段。随着社会发展得更为复杂，更加复杂的伦理和信仰就成为批准社会新目标的手段。神庙是传播这些新信仰的工具，是新的首领为其行为辩护并制订相应政策的手段。社会的和宗教的道德模式为限定经济制度，建立社会秩序提供了神圣规则。与之对应的，最早城市的核心是某种形式的神庙或礼仪中心，国家的、世俗的或宗教的事情都在这种大型建筑物的周围进行。

8、社会理论

近年，考古学家开始从过多的生态系统研究角度转向更关注社会组织和个人。他们认为所有人类社会最终是由相互作用的人和组织构成的。有学者提出“三种领域力量相互作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经济力量、社会和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即经济生产能力，包括对资源、食物和财富分配的控制；社会和意识形态力量指社会分层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政治力量即由强力维持控制的能力。以上三种力量是早期国家的根本组成部分，它们互相联系，共同作用。Norman Yoffee相信，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导致新的国家机构产生和超级统治者出现。

9、系统论理论

由于早期的那些将灌溉、贸易、生态或宗教等作为文明社会产生的原动力的单一动力解释理论均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一种新的多变量系统理论出现。首先是Robert Adams提出国家形成是多因素的，他在60年代就提出灌溉农业、日益频繁的战争和“地方资源”的易变性、互补性是新出现的文明中的三个重要因素。每个因素都以有助于相互增强的正反馈形式影响着其他两个因素。生产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对重要资源的垄断。这些社区由此而更强大，通过军事征服，扩大其版图，从而更有效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剥削。

则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国家起源系统理论，即多变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社会是由多个亚系统，如农业、技术、宗教、信仰等等组成，每个亚系统都有一个控制阀。当各亚系统均在其控制阀范围内变化时，整个系统保持一种稳定。一旦由于某种内或外部压力导致某一亚系统超控制发展，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破坏和重组，促使系统制订新的规则，机制导致更高的集中化，即国家的出现。这一理论所强调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提升”和“线形化”，内因有“meddling(干预)”、“usurpation(篡夺)”、“ hypercoherence(高度内敛)”，变化过程有“分离”和“集中”，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选择的外因，即社会环境压力包括食物短缺、战争、人口增长、灌溉、贸易、多元亚生态环境等等。这一理论强调在社会运行中对信息流的控制与处理，认为国家与以往社会的主要不同是决策体系的线形化和多级化。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多变量互动理论，将过去从社会人类学和生态学角度研究文明起源的多个理论结合到一个系统中，解决了过去各种理论面对复杂的社会变化过程而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是当今英美学术界对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进行研究的流行理论。但由于其复杂性，在研究中要求注意多个变量的变化及互动以及复杂过程，这就要求对古代社会作更多的、多角度的、更细致的基础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研究。

此外，还有从能量获取角度对复杂社会进行研究的，如用生物群落营养层的生态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等。